王必成（1912—1989），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小寨村人。1928年参加赤卫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班长、副连长、连长、营长、营政委、副团长、团长、团政委、副师长、旅长、纵队司令、军长、兵团副司令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宣汉反“六路围攻”、长征、延陵大捷、黄桥战役、苏中七战七捷、豫东战役、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军区司令员、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9年3月13日在南京病逝，享年77岁。

罗义淮，1918年1月3日出生，四川省（今重庆市）荣昌县西北复兴场人。曾用名罗济、罗定涛、罗海滨。1935年开始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活动，1937年底与七名（罗义淮、李新、王方名、李成之、胡其谦、陈寄宇、周极明）爱国学生步行奔赴延安，1938年3月10日到达，入陕北公学学习。3月30日入党，6月30日转正，同年12月参军，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初随抗大一分校挺进敌后，历任抗大指导员，抗大一分校三支校宣传股长、教导员，山东军区五师宣传科长，华东野战军九纵（27军）宣传部副部长、部长，27军81师政治部代主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部长、高干团政委、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军事 学院（院长刘伯承）文化外语教授会主任、兼训练部政治处主任、兼基本系二期副主任、军事学院秘书长、战史系政委，军事科学院政工条令编写组组长，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秘书长，昆明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罗义淮被誉为军中“大秀才”，曾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军事学院先进工作者一等奖，胡志明金质奖章。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1978年11月18日病故于北京，被授予烈士称号。

1914-1993，湖南省益阳县人。陈鼎忠天倪五子。“一二九”运动时任武汉学联主席，并与沈钧儒先生等“七君子”同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解放后任贵州大学教授。历任昆明工学院、云南民族学院教授。

蔡子川右注余诗既竟，语余曰：“诗言志，子之志则既闻命矣，敢问作诗之由，或亦读者尚友论世之一助也。”余尝闻韩愈氏之言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诗者，鸣之一端，而鸣不必皆诗。时鸟鸣春，候虫鸣秋，其为鸣则是矣，然未闻有目之为诗者。余之鸣，犹蝉翼之振，蛙腹之鼓，而被之文字，则正韩氏所讥之乱杂而无章者，曷足以言诗哉？

余年十一时，先君馆于长沙周氏，余随侍焉。君课以坊本历史，说文部首与守温字母，期在疏通文字，略识文字源流与音韵基础。君以《古文笔法百篇》授周公子，余则跽椅上旁听，如是者一年。年十六，君讲学湖南大学，余获与共寝处者又一年。君授以汉魏六朝文，韩愈、王夫之、章炳麟及己所作文各若干篇，经史百家，则听任左右采获。有所质疑，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惟词章靳不以传，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余不能仰体父志，居周公馆时，往往将所作五七言绝句厕文稿中以进，君亦勤为修改。至十六岁，积稿已裒然成帙。柳午亭丈见之，谓诗风近龚定庵。罗庶丹丈见《读项羽本纪》诗，谓押险韵能稳，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丈为余点定《咏雪》（七律四首）、《次韵张昕谈禅》（七律四首）、《春江引》（七古）、《狂歌赠王生》（七古，各诗均载一九三二年湖大期刊，今不可觅得）。丈嗜酒，酒后高睨大谈，汗漫无涯涘，尝诏余曰“熔铸经史入诗则品高”，又曰：“学诗当以青莲为宗。”为讲《越中怀古》绝句，目光如炬，眉睫飞动，至今犹仿佛见之。为《玩月》诗云：“若逢天上玉楼成，天将召我归霄汉。”果以是年谢世（余挽诗七律二章，亦载湖大期刊）。为余改诗者，先君外，独丈耳。生无华屋，死失山丘，知己之感，存殃之悲，曷云能已。一九四四年初秋，余为《大去行》，刊布于沅陵《中报》。主笔汉阳蔡叔和为按语，比之杜老之《北征》，拟于不伦，徒滋愧恧。然抗战八年，流血万里，未更见有诉之声诗，形诸咏叹者，亦可异也。一九四七年一月，余梓行《两间庐诗》于长沙。刘寅先丈序之，语多溢美。解放以后，纽有所作，长沙彭君岩石评为“寓沈忧于平淡”，于是向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者，至是君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王船山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叠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宇。”此吾湘之自然环境，所谓地录也。屈子怀沙，贾生赋鵩，李太白洞庭赊月，杜子美岳麓诛茅，柳子厚汨罗祷风，韩退之衡阳放酒，自古迁客骚人，流寓湖南者，史不绝书。若屈、若贾、若李、若杜、若韩、若柳，皆旷代文宗也，然其流风遗韵，均及身而泯，湖南所产，未见有能殆庶者，岂地灵不必人杰耶？朱明末叶，大儒王船山崛起衡阳，盖去屈子几二千年矣。清咸同间，其遗书稍稍出于屋壁，乡人慕化，作者蔚起，号为湘学。余生丁末造，未能躬逢其盛。先君子日与诸耆宿雍容揖让，论学衡文，余小子亦获于应对进退中亲謦欬焉。一九六八，先君弃世，享寿九十。斯时父党均已先逝，而文化大革命则以不可向迩之势烧葬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而湘学?焉以尽。

凡此，余学文之经历也。余非欲以诗鸣，更未敢欲以诗名。今之此集，类皆鸣其所不得不鸣。其为鸣则是矣，乌得谓之诗哉？更何敢望以诗名哉？蔡子为注刊行，其将暴余诗之不文耶？其将促余诗之速朽耶？

此书之付梓也，出版社同仁与金君丹元实促成之。皆取人为善，成人之美者，谨致谢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述元叙于昆明莲花池畔，时年七十有六。

益阳陈君述元，余老友天倪翁之叔子。年十二、三即能诗，余尝叹为才子。阅十馀岁，复见所作，则已卓然自立。顷者，印其《两间庐诗》数十首求序于余，曰：“后不复作矣。”盖述元娴欧文，好其学，以为诗不足以尽其才。余甚壮其意，然犹欲广之焉。

天倪翁，今之高密，亦龙门也。文章抗晃贾，诗近大苏；广居论学，每标一义，往往出人意表，然皆人人所读书。盖其才之锐，足以奴仆其学之博，无空言也。翁仲子云章，余从女德芬之婿，本习土木，而好政事文学，亦高睨大谈，至或与翁龃龉。而述元日者直视翁疾言曰：“大人古文固未工，即诗亦胡不若某某者。”某某，江湖诗人也。翁大怒，立起攘臂哗，至报以市井语。他日，余从容谓翁曰：“述元之文余未见，未知于翁如何？若诗则百炼之中，灵光隐现，其才有非翁所能易视者。”翁不答，犹细语詈之，盖亦心喜余言也。

昔袁简斋以“性灵”说诗，人多诋訾。余独节取其言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夫宁独诗，文亦有别才焉；夫宁独文，学亦有别才焉。翁尤才于学，述元尤才于诗。伟哉，三分天下之才，父子欲有其二矣。虽然，诗不关学，言其初耳，其既固非学莫能精且大。盖诗者可以不作，而不可以必不作。惟无别才者，学愈多，诗愈拙；有其才者，学愈富，诗愈工。夫天下之大，事物之赜，莫非学也，即莫非诗文也。

云章不为诗，然当力学，乃足以继翁之谈。述元已工诗，尤当博学，乃足以张翁之教。夫以述元之才，年甫三十，诚浸淫中西之学之益久，于诗必有欲已而不得已者，必有不求工而甚工者。然则《两间庐》之诗，乌得止于是哉。

一九四六年丙戌季冬盅园刘宗向寅先序。

诗之为义，本之性情，而协乎音律者也。《记》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盖志之所之，音节亦随以异焉。逊清末叶，据乱之世也。其为诗者，率凄怨其情，叫嚣其气，惨然若不可终日。迨至民国，更益以鄙倍佻亵之词，纤仄委琐之曲，古所谓亡国之音，无乎勿具矣。

家君生长乱世，内伤小己，外悼军国，感时抚事，骨折心惊。故少年所作，多出入阮步兵、杜少陵两家。或稍为险怪，与卢仝、李贺相颉颃。年三十，乃自悔曰：“吾将以文学移易风俗，今反为风俗所移易，是物主而我客也。”于是尽取少作焚之，以啴缓庄裕之音，写温柔敦厚之旨，期以起衰而兴治。会世运日非，偏弦独张，而无与和者，其趣弥高，其情弥苦矣。

余与季弟述元，束发受书。家君刚日授经，柔日授史，独词章靳不以传。命余治工业，弟习祛书，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述元敏悟，间治词章，请正于家君。家君谕之曰：“汝诗虽未深造，然能自出机杼，颇有才气。倍道兼行，亦可追踪时贤。然多愤郁之言、奔放之作，于拨乱反正之元音，未有当也。” 呜呼，世局凌夷，寒门困惫。家君富有之业，穷无所施。其布于世者，仅泰山之一毫芒。余困于土木之役，未能赓绍；以继志述事，望之述元。然如泛舟大海，浮天载地，茫乎莫得其涯涘也。故于其所至者，徇友人之请，稍为刊布，著其既往，以策其将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陈云章撰

1914.5.28-2005.12.23，原名匡一，号“九一”，斋名笔帘留香处、五金屋、二象室、夜吟馆。江西修水人，生于安徽安庆。黄庭坚三十二世孙。五岁学颜、柳字贴，诵诗词。后学“二王”书。早年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学界名宿，我国著名成就的者、教育家、书法家。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古文字研究、诗词创作、书画篆刻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着独特建树，被学术界称为“黄绮文化现象”。尤其在书法创作方面，独创“铁戟磨沙”体和“三间书”，“铁戟磨沙体”开创出“雄、奇、清、丽”之“中国北派书风”，“三间书”兼容并蓄，凛然独步，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古文字专业。1944年9月在昆明简师任教，1946年9月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8月在张家口工程学校任教，1951年3月在天津津沽附中任教，1951年8月在天津津沽大学任副教授，1979年12月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1981年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8年任政协河北省第六届常委。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2002年当选为河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河北省社科院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会、河北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等。2005年12月23日17时，因重症肺感染、呼吸循环衰竭医治无效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1岁。

思越人·奉题黄绮兄词稿（丙戌五月） 罗庸 瘦石寒松带水云。每从枯澹见清新。分明半幅倪迂画，未许秾芳笔下春。 神散朗，骨嶙峋。冰弦移柱倍酸辛。人间岂有埋忧地，试典冯夷问海滨。

我和黄绮老友为金石文字之交行二十多年了。这金石之交的涵义，倒不仅局限于都有金石文字的爱好，更由于经历了颇不平凡的凄风紧雨而心颜未改。我们还有一点共勉的志趣，就是相约不愿做“书奴”和“词奴”。有时就被人误为“别调”或“异端”似的。我没有用自谦的借口，推让给蜚声词坛的耆宿们为之作序，而径然承担任务，或许就因为这点情绪的鼓舞。

词，应该说是唐宋时代出现的新诗，词的形式和意格后来随着时代而变动着，譬如她的音乐性，后来的填词家就很淡漠了。在格律上，又打破了习惯于五七言律绝的格律，填词家不得不就范于词律。就意格而言，象苏、辛、陈、陆，雄放恣肆，欧、晏、姜、张，清空婉约，不过发展到元明，已成颓势，虽然由于朱彝尊、张惠言力挽余波，但态势既成，很难再出古词家的牢笼。颇负—点勇气的郑板桥，书法和词格都不愿俯首前人，使乾嘉时代的选家，十分排斥他，认为不是倚声正格，可见创造者之难于举翼。

黄绮同志，写字和填词，是有一番勇气的。象许多词家一样，他也有过模仿的痕迹。这足每个词人必经的过程。诗人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没宅浮家的生活，流徙辗转的生活激浪，把年轻的诗人冲到国统区的后方，生活的波涛，逼着他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生。人民的苦难，反功派的罪恶，大众化的语言，陶酿着这位词人的性格。诗人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隐讳的词语，但也看出他在整个三十、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濡染了多少辛酸和伯痕。

…… 春去依依三月恨，江流滚滚千家别。似今宵、星火乱孤城，看明灭。《今如昔·满江红》 在青年词家经受着“鼯鼠啼溪畔，风雨惊木末”的严冷岁月中，他向往着另一片新天地，在《归国谣》中，就流露出深情的向往和憧憬。

今夜月光堪掬。是我望乡遥目。月自识多情，为暗九衢灯烛。追逐。追逐。梦到人间西北。《上元·如梦令》 其心情是何等迫切，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没有进入解放区，只留下一片心曲于词上。读了黄绮老友的词，我以为他还是一个“传神写照”的能手，他词中的形象，真切而 生动，数笔勾画一个少女，简直呼之欲出： 幼妹含羞意。双靥点红偷眄睨。面藏阿母衣缘里。《新岁乡俗·蝶恋花》 写幼女的腼腆羞态，真是极尽情态。诗人总是多情的，词集中也录取了一部分恋情词，那是诗人青年时代的踪影片断，不可忘怀的青春记忆，虽然有时也只是“衣香鬓影太匆匆”的一现，也会被诗人抓住，留下永恒的温馨。

听。草上春眠梦亦青。相知处，休说与黄莺。《青·十六字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索作者的情之所钟和恋之所系，来为李商隐式的无题强加注脚。我们丰要是欣赏作者的词采，感受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所经过的青春忧郁和欢乐，纯真和炽烈！

读了作者的词，我发现他是既能雅言，又善俚语的，“更将残瓣洗胭脂”、“红袖波中人隐约“，句法典雅而妙能出新；其以俚语入词者，“剩有女儿灶里藏，抢去抵租米”（《死活·卜算子》），“挑粪汉没生鼻子，推车夫没长耳朵”（《下情·沉醉东风》），好似苏东坡所不屑的“村语”了，所谓“街谈巷语皆入诗”，也能为作者用得妥、用得活。有时雅言俚语并举： 怜故土，砸圆盆。黄花移活竹篱根。西山暮绕残红水，秋雨马嘶冷国魂。《住龙泉镇司家营·鹧鸪天》 我认为其雅处不失为隽语，其白处老妪能解，这使我又想到作者为这两编词曲集的命名，来妄推一下诗人的立意。在古词中，韦庄曾有凋寄《归国遥》词，而词牌中亦有《归国谣》，作者舍“遥”取“谣”，是否即有以俚语入词的谦意，作者的《无弦曲》，怕也不仅是推演陶渊明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拿无弦琴陶写性灵，以为作者的自况吧？这是否表明诗人不愿永拨陈曲，在追谱所声？当激越的时代浪花击荡着这位敏感的青年诗人时，他不满足于旧曲牌的约束，而顺口谱曲，以探索新的程式。当现代新诗的韵律感和隽永性都不强的情况下，这位青年诗人似乎就有一种抱负，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迫切地为灵感的升华寻求形式，上下求索，出现了他的《无弦曲》，和他的书法要自出机杼一样，学于古而不背乎今，用力气地学习传统，而又力图突破之，他的坚韧，他的勇气，不正是词林中难能可贵的—家吗？

王学仲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梅绍农，1903-1992，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镇人。原名宗黄，号南村，笔名梅逸，晚年自称白沙老人。1923年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1927年离校任宜良中学、南菁学校、昆华工校教师，文教视察员，省立武定中学校长，省教育厅秘书等职。解放后，任禄劝临时人民政府秘书，当选为县州两级人民代表。1957年组建禄劝文化图书馆并任馆长。1972年退休，1984年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连任三届。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会员，云南诗词学会顾问，昆明金碧诗社名誉社长，云南东川市春蚕诗社顾问、政协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委顾问。有《还我斋诗存》、《醉红楼词存》。

林英男，字岸谷，号平沙。祖籍福建丹诏。一九五二年生于闽南，长于粤东。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近日，林英男同学赐阅其大作《平沙集》，再三嘱我作序。我虽事冗，却之则不恭。而且，校友毕业多年后，仍兀兀穷年，孜孜不倦地潜心于诗词写作，这精神也确值得学习。便抽出时间，细读英男的诗作。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在中大中文系给七七级的同学讲授魏晋隋唐文学史，倒未曾给英男所在的七八级上过课。不过，说来也是缘份，七八级同学在毕业后，常常邀我相聚。他们一直关怀母校，帮助母校。特别是他们同窗之间，情深谊厚，常常使我感动。我虽然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和他们直接交流，可是，三十年过去，在这年级九十多位校友中，许多人的音容笑貌，也依然历历在眼。师友之间，融洽无间。我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六十年，而和没有上过课班级的学生，彼此一往情深，延续了三十年，也确少有。此中缘故，我实在也无法说清，祗能说是人生中难以遇到的缘份！

英男第一次让我看他的诗，是在他毕业后约十年的一次聚会上。记得那时他穿著笔挺的蓝色西装，神清气爽。席间，他从口袋里拿出几首小诗，说是让我看看，同时也问了些有关写作格律诗词的知识，我随便看看，也稍作评点。老实说，那时英男写诗，还未进入门槛，我在匆忙之间，也不知说些什么为好。

大概到新世纪之初，英男入住中大教师宿舍，离我家较近。有一回，他把一大叠诗稿，交给我看。翻阅后，觉得还好，而且知道了他对写诗有强烈的兴趣，也颇替他高兴。不过，那时彼此都忙著别的事情，我也来不及和他彼此切磋。

又过了好几年，我们虽同住一校，但见面不多。偶尔知道七八级的校友，有好几位热心写诗。手机电脑，成了他们传诗递简的飞鸿。我又听到七八级的校友们说，在这年级的诗客中，英男最为用功，他常在网页上发表诗作，得到好评。这回，他发给我《平沙集》，我仔细拜读，才知道他确实是学业大进。所写诗 作，与前两回交给我看的，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工夫不负有心人』，凡作事，祗要『一灵咬住不放』，是总能作出成绩的。英男的诗，风格属沈郁遒劲一路。试看他《自题平沙集》的第一首，便很容易发现在典雅的辞藻中，压抑著一股嵚嵜磊落之气。他那些纪念亡父、亡兄、亡友的诗，写得情感真切，哀伤中又流露出自己对生活不平的牢骚。我很奇怪，为什么他的风调，会显得如此深沈？一问英男，才知道他在大学毕后，经历崎岖。境内境外广阔的生活面，既让他对现实、对世界，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让他对人生、对历史，有更深切的感悟。所以，在《平沙集》里，没有轻率的应酬之作，他落笔总是沈重的，认真的，严谨的。我看得出他在有些诗里，用辞遣句，反覆斟酌，甚至有时还会过于考究。但一题在手，总不会率意为之，草草了事。所以，这本诗集，虽名曰『平沙』，实质似苍岩。忧时论世，有棱有角；伤逝怀人，深沈老健。这和时下一些诗作，在无病呻吟中给人流滑之感，大不一样。『诗穷而后工』，英男经历过有顺有逆的人生道路，写出的诗，也分明留著或深或浅的脚印。沈郁中时有奇兀的风格，也照见出他的牢骚抱负和个性。

英男告诉我，近十年，他潜心读书，恶补经典。到而今，他也过了知命之年了吧，但竟仍焚膏继晷，勤奋向学，乐此不疲，实在令人感佩。我们从《平沙集》中，也可以见到他喜欢用典的习惯，这说明他读书之多，用力之勤。否则，他不可能处处拈来，让诗作添上了书卷之气。当然，好用典，也是一把双面刃。这一点，相信英男在创作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

我读书，往往如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至于写诗，近几年， 不晓得为什么全无兴致。比起英男的用功，自觉汗颜。也许年龄渐大，壮志消磨。在网络各种消息的引诱下，对著荧幕，反耗费了不少读书的时间。所以，英男嘱我写个小序，颇觉为难，不过，想到这一回，在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之际，英男捧出这本《平沙集》，让师友们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感悟，实在很有意思。再三踌躇，遂承嘱命笔，也作为我对特具凝聚力的中文系七八级校友，再三致意。

林英男送来他的诗集《平沙集》让我写序，我欣然应允了。

三十一年前那段无法超越的印记不可能抹去。神马并非都是浮云。

没有一滴雨会说自已造成了洪灾。但每个洪灾内边却都是一滴滴雨汇集而成的。

我在这个时间段也面临转型，走在从心灵封闭到心灵牧放的历史隧道里。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半叶，有相当文字为『受命行事，呜鞭示警』之作，『虽是受命之作，有著江湖庸医吞错自配假药的苦衷，也有大任于斯的年少春风得意和为左记云翳所遮的悲凉』。我在编审职称评审中的这段话，开始摒弃罪孽年代的窒息和崇拜，开始释放悄然萌动的惊异和好奇，开始沐浴潜滋暗长的开放和挣脱，因之与林英男们年青一辈也有了沟通可能。

一九八一年一月号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文学杂志，决定发表黄雨批评朦胧诗的文章《新诗向何处探索》。一九八○年十二月，作为理论编辑的我，约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读的大学生，到文德路省作家协会，座谈朦胧诗。就新诗的革新与探索，开了一个会。记得有辛磊、林英男等应邀。辛磊即前些年写长篇小说岭南三部曲之《大清商埠》《大国商魂》的作者之一，第三部《大江红船》尚未写完，辛磊英年早逝，俊才痛失。近期，在和刘中国的闲聊中，被提及的同学中，林英男是频率很高的一位。这让我重新梳理过往的记忆、审理以往的作为。林英男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观点清晰、不同寻常，带有年青人的理论锐气和敏捷眼光。于是敲定他撰写一篇与黄雨商榷的文章，我问他在七天内，能否完成。林说：没问题。于是，我把黄雨文章的条样交给了林。于是，就有了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号《作品》上林英男的《吃惊之馀——就新诗的探索方向与黄雨同志商榷》长文。

林英男文章，影响极之深广。那时候的《作品》是个很牛的刊物，发行量达七十九万份。时至一九八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期上，发表了该校著名教授黄药眠的万字长文《关于朦胧诗及其他》，为黄雨辩护并对林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反击和批评。

这多少有些吊诡，也令人错愕。一位著名教授，放下身段，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如此的青睐。一场对新诗的理解歧见，有人力顶有人吐槽，这很自然，却然引发一场南北呼应的激战。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如今衍生开来，说『裙子要短，出名要早』。俊才精英就一定能够艳遇『出名要早』的强大身影么？林英男一九八二年毕业，罹难接踵而至，羊城晚报要林分配到羊城晚报工作，不成；一九八四年，省文化厅打算把他列人才第三梯队，调入省文化厅加以培养，也不成。学校某些政工用档案罗织评语，把他打入另册。虽然后来学校为他修改评语，删去不实之词，但已经耽误了许多机会。那年代档案如同一个生死簿，要你下地狱就升不了天堂。那时候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在中国舆论界很牛，是开放改革舆论的引领者先行者，林英男错失良机，历经了一场命运之战。

这场论战中，黄雨提出了究竟哪一种称得上是『新一代的诗』？『新诗如何创新，追求什么，朝什么目标探索？』的问题。他从一些新人的片言只语，摘下的关键词是『土壤』、『人民』、『不能靠梦活著』、『时代』、『改造外在世界』等，他用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回答了他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而他眼中的朦胧诗是，『脱离现实，思想苍白，语言离奇，玄之又玄，是个人主义的自我膨胀，是『梦想自由者的绝望的情绪』。

与黄雨传统的、守旧的思维视野殊异，林英男认为：『十年动乱创造出奇特的一代。』『四五證明：醒狮睡了，睡狮又醒了。象五四前夜，历史又一次脱节了。亚洲大陆断裂了，在中苏边界；五大洲飘移了，在太平洋相撞。在历史的脱节点，他们愤怒；在断裂层喷射的岩浆中，他们垮掉；在大陆飘移的震荡中，他们迷惘，但他们站著，站著愤怒，站著垮掉，站著迷惘——站著思考，千百万年轻的脑袋在日夜掘进，要为地球的脑海增加新的皮层和沟纹。』黄药眠的文章，对林英男『青年诗人经常用的手法，是朦胧的意象』；要有『零星的形象构图』；『富有运动感的急速跳跃』；诗应该有『交叉对立的色彩』；要有『标点改进和语法的主观化』；写诗要『哲理和直觉的单独表现或熔合』；做诗『要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和奇特的语言结构』七点提纲，逐条进行了分析和反驳。这属于艺术上的探付，倒也无妨。但黄药眠论及朦胧诗理论的思想根源时，却有点煞有介事，似是而非，呈现荒唐做派与傲慢。他列举了四条： 一、看不清客观事物原貌，以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 二、把社会里的人都看成是各人自我的活动，变成自我展示的个人主义者了； 三、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力量把纷纭复杂事物加以类化； 四、对祖国的语言修养很差，又不肯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这真是文化固化不易撼动的生动写照。

对于时代的看法，黄药眠一面惊异林英男的『博学』，一面提出了他的定谳评语：『我们讲的是诗，为什么突然要扯到自然界这样的巨变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付它呢？』『作者幻想出天崩地裂的恐怖的形象，好象地球都快要破灭的大灾难来临了，然后把大灾难作为前提，提出要写现代诗的结论。』 此论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今生何世？还有点晚清朝廷缉拿乱党的劲头。其实，林英男在与黄雨商榷文章中鲜明发出『他脚下的地却从现实世界的大陆分离出去』，到底『是年龄的距离，还是时代的距离』的天问。

一九八○年，正是在『文革』『天崩地裂的恐怖形象』展现之后，正是『大饥荒』『大逃港』、『大灾难』，中国现代化这部汽车龙钟老态，步履蹒跚，一再踉跄，乃至不救之后；也正是邓小平听闻『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惊谔，万里看到幼儿在锅中取暖惨象的痛哭，彭德怀看到工人无裤可穿的怒斥之后，这就是中国环境的危如累卵、非开放不可的历史现场和时代形象。林英男的『时代距离』论所表述的一代年青人忧患、困惑，正是这场论战的命意点穴之笔。

文学史，不应该祗是作家作品的编年史，更应是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替代、转变的历史。文艺思潮，也绝非风格流变的演绎，更应是现代性理念的碰撞，交锋。这场朦胧诗论战的焦点，也正是在『现代性』两个轮子：市场化与人文化。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享的文明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具普遍世界意义的现代性了。现代性的共享性多样性并存，正是林英男们所孜孜以求的愿景。社会越封闭愚昧，其社会认同，越强制和盲从；社会越开明开放，其社会认同，越自愿和合理。历史的灾难太深重了，它也生成了一种进步，以往的一切都要用实践和理性去重新审理，包括朦胧诗和文艺思潮。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多元开放性和自我批判度，是否具有现代性思维模式，是否具有自创能力，是我们不可能避开的问题，别老拉上老外背书。

学生时代的创造性，往往被刻意追求一致斫丧自由的工具化社会化过程给扼杀了，如果再加上意识形态，那无异是对学生才能、性格、命运的摧毁。六十岁一个甲子，正是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磨难、思考和行为，追问和践行生命的终极意义，焕发思想与精神之花那流动而常青的生机，在知识沈淀和经验积累完成之后，奉献社会，润泽修身，知事悟道的第二个黄金周期。

林英男三十一年前一时苍茫，掩蔽著另一时的辉煌，另一种成功，彰显著另一种精彩：在大学任教期间，他出版了学术论著和教材多种，他毕十年之功研究古诗词，写就了这本《平沙集》和呼之欲出的《谢灵运评传》。

《平沙集》系作者八十年代论战之后，三十年间内心感受抒发，志向踌躇呈现，静思超然沈积的一个集成板块，上口耐嚼一色，文采思考齐飞，堪称独树一帜之作。『恶木难成君子翳，呜条岂是太平林？』（《越吟》）『十年转石空留响，两掌抟沙独笑吾。』（《自题》）那种突围后的快感，挫折后的坦然，那种凄美；『萧寥晚雨扰禅那，俯仰沈沈问壁呵。』『襟抱一轮沧海月，迷茫即佛是燃灯。』那种生活磨难后的平静，淬砺后的静思，那种禅悟；『六十年愁罹率野，八千里路戴孤星。』『一寸溺灰同此劫，百年海客异乡风。』『屡折民肱无九转，壶翁朝暮作狙公。』那种对灵根身世的缅怀，个人际遇的感慨，辗转异乡的吟咏。其诗作对仗工整，用典丰富、精当，读来琅琅上口。那种韵律美和古典美，都是我所喜欢的。它的诗味浓郁，历史厚重，格律严谨，都是可传之久远的。是为序。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广州

昔陈亢问异闻于伯鱼，伯鱼应之曰未，且述『不学诗，无以言』之训，是知至圣传鲤，亦首诗教。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岂圣人以诗者仁孝所蘖耶？平沙公幼时，父母恩违，依慈庇长，初未得诸庭趋。己未腊月，父弥留，奔挽未及，至则幠衾矣。扶柩归故宅，夜阒籁沈，神哀形毁，不脱绖带，以待天明。明旦曦窗下，惟遗像高悬，破纸满地，捡之则其尊人遗诗也。平沙公藏之三十馀年，灯下偷展，辄心大恸，情志渐萌，遂亦成诗人。呜乎！鬼神之事，子所不语，而下世之人，能传骚心，诗教之通于幽明者亦大矣！今集中家祭之什，哀暴风之不止，痛离魂之未返，荒天穷海，啼血怨春，仁孝之心，可质天地，诚中形外，故尤能动摇人心。

平沙公于学无所不窥，而诗学用力最劬。唐时高达夫年三十五始学诗，而终能自出一头地，平沙公学诗更晚于高，而勤力诗道，孜孜矻矻，积年所为，洋洋大观。其志廉，故高旷沈雄，如蹈五丁；其行洁，故质实峻伟，如遇奇士；其学博，故驱驰坟典，如运密珠；其思深，故幽怀深致，如犀照水。清人说诗，有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之判，平沙公非不欲为诗人之诗也，而才为学所掩，下笔独典重如籀篆。窃谓此体肇之颜之推，后之得之者惟顾亭林，至公而三矣，盖真儒者之诗也。余蒙平沙公不弃，许以忘年，更以道合志同，时相盘桓，然亦未敢云知公。概乎言之，其诗无论古近歌行，儒者之志，一以贯之。又尝攻西学，不硁硁乎乡曲门户之见，故诸作议论正大，文辞排奡。此又公诗独造之境也。

于戏！乙巳以来，科举既废，中经陈胡之乱，红羊之劫，吾国文化，竟成土苴。公之情志，托于歌诗者具在，然季世鄙文崇质，识者盖鲜矣！

盐渎徐晋如于横艾执徐年彊梧协洽月游兆汭汉日

余真啖名者也。余所啖之名，实之宾也。实者，儒学之以修身为本，进则修己以安人。仆虚掷六秩，忝届耳顺，学尚不足误人，德犹不堪修己，以此啖名，欺世耳。若乃如是之身后名，洵为赤道冰山，不如即时一杯浊酒。故嗜酒者，真啖名也。洎半百之齿，余知耻近乎勇，勇而始学诗也。尸居袖手，坦荡之馀而有诗。好古之故，余诗之体，糟粕也；嗜酒之身，余诗之味，醪药也。唯以志年遭惊恐，经络不通而麻木不仁，医者谓之痹症，长年啜之以醪药也。醪药五味杂陈，甘苦自知，辛酸为己。或曰理可修己，而不可强人，强人无异于以理杀人。故知药可疗己，未必治人；诗能娱己，未必悦人。夫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嗟夫！诗以悦人为诣，即近乎谀人矣！ 是为跋。

平沙壬辰夏于康乐园客卢

昔义宁陈寅恪先生读岑仲勉文竟，慨然语陈援庵先生曰：『此君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斯虽朋辈间一时兴到之言，究其实，要非逞臆之谈。江淮、黄河流域云云非敢论列，若南学后来居上者，固较然明矣。盖海通以还，岭表与外洋荡摩，影响所及，粤人穷则思变，每能凿空创辟，开华夏一代风气。经济如此，学术如此，即诗词何莫如此。夫穷则思变暨于诗词，抑末矣，而实有至精者在。

盖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经济其粗焉耳，唯文化允执其精，诗词尤精焉者。第此精焉者，至晚近以佞古过甚寖微。夫诗若词，根极风骚，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关乎国之兴衰，吾民族精神实寓焉。诗道而微，则民族精神奚寓？值此寖微之际，有人焉，以『诗界革命』为天下倡。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以新名词写新事物，于一味拟古徒存躯壳者外开径独行，自辟异境，足以式多士而起后学，是不啻化诗坛之腐朽为神奇矣。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梁卓如、黄公度二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一也。新文化运动起，陈、胡辈谥诗词为『骸骨迷恋』；鼎革以还，并此『骸骨迷恋』亦鲁莽灭裂之，国人几不知诗词为何物，举禹域率入于椎鲁不文之境，民族精神云乎哉！际此存亡绝续之交，复有人焉，于羊城创刊《当代诗词》为天下倡，海内向风承会，驯致社刊林立，诗词复兴终成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遏。是不啻于传统诗词运命肉白骨而起死生矣。尸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李汝伦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二也。虽然，犹有憾焉。三十年来，诗词复兴为量也而非质也，弥望黄茅白苇，求一精思健笔、闯然入于古人之境者盖寡。当此大雅不作之时，又有人焉，以举办国诗大赛为天下倡。斯国诗大赛者，以复兴传统诗词雅韵正声为鹄的，藉唐宋以降科举矩矱为形式，延聘诗词名家足孚众望者为主考官。赛事公开透明，避俗若浼，一以遴选高材俊彦为指归。夫诗词大赛众矣，至考选严格、品位高雅如斯者，则绝无仅有。是不啻于诗词之道拨微行而反之于康衢矣。尸其首功者，厥为粤人林英男氏。此粤人穷则思变三也。迄今岁，国诗大赛已举办三届。凡入彀者率能茹古含今，与时下大赛所选相去何止霄壤。继是以往，国诗大赛蝉联续办，真积力久，岂独焜耀南纪，抑将影响华夏诗坛至深且巨。噫！振大汉之天声，张民族之精神者，非在斯欤？义宁岂虚言哉！

曩林先生尝以所著《平沙集》见惠，余受而读之，觉古近体诗挽硬盘空，奇肆奥衍，如商彝周鼎，令人气慑而不能下。近复惠《平沙续集》，则诸体渐化奥博为疏隽，时于下笔迟重绝伦处见飞扬踔厉之概。是真能抗古杰立，日新又日新者。因悟国诗大赛岸然负异于俗尚，非无由也。盖先生家学渊源，广汇懋蓄，卓然诗词名家。夫以诗词名家而举办国诗大赛，宜其能悉衷大雅，度越恒流，超然指向上一路。《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林先生有焉。兹以读《平沙续集》，忆义宁语，兼及国诗大赛，而发其覆如此。并世君子，倘以为然乎？是为序！

乙未八月于桐城